南宋能“硬抗”蒙古五十年，一方面因为南宋确实实力不俗，另一方面是蒙古内部总到关键时刻出问题。
要说到南宋与蒙古角逐的50年，需从“端平入洛”（1234年）说起。
当时宋理宗联合蒙古灭金后，趁蒙古主力西征及对付高丽之际，听从朝臣建议，计划抄了蒙古的后路，直接试图收复中原。
当时虽然也有反对的声音，但最终宋理宗一一压了下去。在他看来，南宋再弱，也能与蒙古有一战之力。
确实，首次出战南宋进展顺利，赵葵率五万大军北伐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连连收复失地。
然而等拿下开封时，南宋就出现了粮草不济的问题，前方有些吃紧。这其实一直都是宋朝的短板，也是一直不能最终取胜的根本所在。
无奈之下，赵葵只好转战洛阳，等打下洛阳后，洛阳依然是一座空城，没有粮草，意味着大军不能再向前一步了。
展开剩余77%加之当时负责运送粮草的是“史嵩之”，当时他就是反战派，最后被宋理宗降了职、
由此在负责押运粮草时就有些懈怠了，这就造成了赵葵最后兵败洛阳，这一切的责任其实都是在南宋朝廷内部的不合。
但也就是这次失败，彻底激化了宋蒙矛盾，1235年窝阔台以“败蒙”为由三路伐宋。
自古兵法有云，哀兵必胜。蒙古大军心怀愤懑，一路烧杀抢掠，很快连克大宋不少城池，南宋守将节节败退。
西路蒙古军连克要塞，四川制置使赵彦呐指挥失误，逼曹友闻守阳平关后自逃剑门关，致曹氏兄弟战死，四川沦陷。
中路军攻陷襄阳，兵锋直指长江。
危急时刻，孟珙驰援江陵，以火炬虚张声势、夜袭烧船，解了江陵之围。
杜杲在淮西发明移动木塔楼，屡败蒙军，阻挡住了蒙军南下的步伐。
孟珙收复襄阳后，提出“荆襄为龙心”的战略，经营襄阳屯垦，使其成为抗蒙重镇。后任四川宣抚使，派王坚烧蒙军造船厂，迟滞其渡江十年。
整体来说，宋蒙战争共分为三个阶段：
第一次是1234-1241年，蒙古未全力攻宋（兼顾西征、高丽），孟珙、杜杲守住阵地，后因窝阔台病逝而撤退。
第二次是1256-1259年，蒙哥攻宋，因钓鱼城久攻不下（王坚以鱼饼示物足），蒙古内DOU加剧，蒙哥暴毙再次撤兵。
关于蒙哥的暴毙，有人说是染病而亡，有人说是被炮击身亡的，也有人说是遭人暗算了，当前尚是未解之谜。
第三次是1267-1279年，忽必烈全力灭宋，但受西北叛乱牵制，襄阳之战耗时六年，临安陷落后伯颜北归平叛。
这样看来，南宋与蒙古的交战中，南宋一直能够坚持的核心原因有三个：
其一，蒙古多线作战（西征、高丽、安南等）分散注意力，且内部不稳（汗位争夺），从未集中全力攻宋。
其二，南宋有孟珙、余玠等名将，余玠与孟珙确立了“山城防御体系”（如钓鱼城），依山筑城、江河运粮，互为声援，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其三，就是蒙古每到关键时刻，就会出现大汗身亡的情况，影响了军心，也影响了士气，更影响了其进攻的节奏，最后只能撤兵。
然而，宋朝官场向来是共患难易，同富贵难。
随着战事稍缓，宋理宗开始猜忌手握重兵的孟珙，拒绝了他招降蒙古河南高官的建议。
后来孟珙心灰意冷，主动申请退休，不久便在失望中病逝。
孟珙死后，余玠也因新任宰相的排挤和皇帝的猜疑，结果“忧愤成疾”，离奇暴毙。
不客气地说，当孟珙、余玠这样能独当一面的帅才被逼死、逼退后，南宋离灭亡也就不远了。
孟珙、余玠死后没多久，就面临了蒙军的第三次进攻，那时南宋竟然找不出一个能打仗的武将来，这也就为最后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
正因如此，有学者分析说，要不是孟珙、余玠的遭陷害身亡，或许能够抵挡得住蒙古的第三次进攻，那样的话也就不会有最后的崖山之辱了。
因为历史的发展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要是南宋能够受得住，扛得住，假以时日，如果蒙古内部出现情况，反攻收复失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然而，宋朝一直都是重文轻武，也许就是这样的体制，才演化成了最后的悲剧。
发布于：山西省